中国是一个善于学习、虚心学习的国家。因为在经济上落后了很多年，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，十分重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学习，对国际经验、国际惯例是一种仰视和后进的心态。

新一轮改革开放，较具代表性的是自贸区和自由港。自贸试验区始于上海，目前已有12家；自由港少一些，作为努力的最高目标，除明确批复的海南外，呼声较高的是上海。

自贸区和自由港怎么建？中国习惯性地将视角投向国际经验、国际惯例。但是，越仔细研究，越感困惑。

没有公认的国际经验和定义

自贸区、自由港，以及保税区、出口加工区、保税物流园区、保税港区、综合保税区，在许多国家都存在，也都有明确的定义、性质、功能、范围，但却千差万别；有共同点，但却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定义。所以，我们在放眼世界寻找国际经验的时候，却发现只有国别经验，而没有所谓的国际经验。

改革须于法有据。遍寻之下， 在国际法上有据可查的，是一个叫自由区（FreeZone）的概念。根据世界海关组织《京都公约》1999年修正版，自由区是指一国境内（Apartofterritory）、关境之外（OutsidetheCustomsTerritory）、仅限于货物进口关税和相关税（Insofarasimportdutiesandtaxesareconcerned）。

这是一个由有三个关键词构成的非常简单的定义。现在普遍的理解，是将重点放在前两个关键词，并通俗地总结为“境内关外”，而忽略了第三个限定性的关键词。这第三个关键性的关键词，是强调只有涉及到进口关税问题，自由区才是境内关外。如果涉及到其他问题，如洗钱、走私、知识产权违法，自由区是否还算“关外”而不受海关的惯常执法和监管呢？这个问题，《京都公约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，而是交由各国海关自主裁量。

不仅定义简单、留有大量模糊和可裁量空间，《京都公约》自身也只对116个缔约方有约束力；而公约中十分重要的专项附约，因属可选项，缔约方可以选择不接受。自由区，偏偏就属于这不具约束力的专项附约。

中国正在探索的自贸区、自由港，在向世界学习国际经验的时候，就遇到了这样一个“于法无据”的困惑。 可算“有据”的《京都公约》，又因定义简单、留有大量模糊与可裁量空间、且不具约束力，只可供各国参考。

法理无据，实践中也就五花八门。仅从区的名称，就有美国的外贸区、新加坡的自贸区、迪拜的自由区等数十种之多。即使同名，区的功能、性质也不一样，切不可望文生义。所谓的“自由”，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各国可以“自由发挥”的试验区。自由度可以发挥多大，看各国的需求。

国际学术界眼里的中国经验

在诸多关于自贸区的学术研究中，我们很吃惊地发现，外国人眼中的国际经验，往往不是美国外贸区（ForeignTradeZone）这样发达国家的经验，也不是埃及、印度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经验，而是中国的经验。而且，在评判各国自贸区实践的成败时，学术界几乎公推中国为最成功的实践者之一。这既包括中国早期的经济特区，后来遍地开花的开发区、保税区，也包括2013年以来方兴未艾的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，以及海南刚刚获批探索的自由港。

这是令很多国人大跌眼镜和兴奋不已的。原来，我们在放眼世界、寻找先进国际经验的时候，人家却在用钦慕的眼光看着我们自己。

的确。中国的各种特区、开发区、新区、自贸区，是中国对外开放、倒逼改革的尖兵、先锋、窗口。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辉煌，这些区的先行先试和拉动作用功不可没。相形之下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，尽管也设立了名目繁杂、数量众多的自贸区、自由区，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如此根本性的改造和提升。中国实践作为自贸区的榜样，成为外国人眼中的先进国际经验，是当之无愧的。

国别经验

国际经验既不可得，那么，各个国家的国别经验是否可以借鉴呢？

这关键看中国目前的自贸区、自由港试验，其最终目的是什么。确定了目标，才能有的放矢地寻找他国的国别经验来“对标”。

中国目前的试验有两类：一类是自贸区；一类是自由港。一般的观点认为，要先搞自贸区；自贸区搞好了，下一步向水平更高的自由港迈进。

问题是，自贸区和自由港的建设，并没有公认的“国际范例”可循，也没有规定说自由港就一定质量优于、水平高于自贸区。实际上，自由港是一个远比自贸区古老、原始的概念，谈不上什么现代、先进；是一种通俗的说法，缺少严谨的定义。比如，大家都说新加坡是自由港。而实际上，新加坡法律并没自由港这个概念，只有一部《自由贸易区法》；新加坡全境也不是自由港，只有9个临空、临港的特定区域，被划为自由贸易区。这些自贸区的功能也被严格限制，主要用于转口、转运而非一般贸易。

自由港优于、高于自贸区，其实是中国自己的说法，是沿着“保税区–出口加工区–保税物流园区–保税港区/综合保税区–自由贸易园区–自由贸易港”这个思路和实践路径一步步演化而来的。在中国的语境下，自贸区、自由港因为集以往各种区自由、便利、开放之大成，故堪称高质量、高水平、高标准，而自由港又比自贸区更胜一筹，是对外开放“皇冠上的明珠”。

但是，就目的而言，中国正在试验的自贸区和自由港，两者又有根本性的不同。自贸区试验，最终目标不是要弄出什么“高地”，而是先行先试出一批制度创新，再复制推广到全国，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带上一个新的水平；自贸区试验的成败，关键看它的可复制可推广性。

而自由港完全不同。中国语境下的自由港，是最高水平的制度创新，对标国际最高水准。最高，是不可复制的；最高水平的自由港，有一些经验和做法可以推广复制，但总体是不可复制的，是真真正正的“高地”。

换句话说，自贸区是“苗圃”，不能做“盆景”。而自由港呢，却恰恰是孤岛式的“盆景”。

性质上的不同，决定了中国学习国别经验的时候，要相应地选择标杆来“对标”。从这个意义上，中国搞自贸区，恰恰不能学美国那样的外贸区、新加坡那样的自贸区。

看似有悖常识，但原因其实不难理解。美国和新加坡都是十分成熟的市场经济。它们搞自贸区，并不是要先行先试一批制度创新、再复制推广到全国（因为没有必要，也无可能），而是为了解决经济中的一些具体问题。比如美国，它搞自贸区，是利用所谓“倒置关税”（InvertedTariff），鼓励企业在美加工制造；新加坡搞自贸区，是利用税收优惠和特殊监管，发展转口、转运。它们搞自贸区的初衷，与中国自贸区试验的初衷大相径庭，却与中国自由港的理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由此得出的结论是：

一、中国搞自贸区，不能学美国的外贸区和新加坡的自贸区，而是要将目光投向区外，学习美国和新加坡全国性的、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。如果中国自贸区的市场经济水平能够达到美国、新加坡全国的水平，然后复制推广到中国全境（当然，要结合中国国情，要有中国特色，不能照抄照搬），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就将达到一个新的、高质量、高标准的水平。自贸区的试验就算大功告成。

二、与此相反，中国搞自由港，则可以将眼光对准新加坡的自贸区、迪拜的自由区、香港全境，而不必过多考虑是否可复制、可推广的问题。

搞自贸区，恰恰不能学国外的自贸区；不搞自贸区，搞自由港，反而应该学习自贸区。这种看似悖于常理的路径，是因为中国自贸区和自由港试验的不同目标所决定的，故合理。